4年辞职15次，95后“万辞王”来了
“97年的万辞王驾到。”这是徐畅在社交平台上的个人简介。
对于“万辞王”这个新生词汇，有网友如此解读：“干一行恨一行，行行都能干破防，不上班心发慌，上了班又只想躺。”
不是随便谁都有资格自称万辞王——4年前，徐畅从一所二本大学的中文系毕业。本科同学中，有人现在还在读博，而她已经换过15份工作，目前在找第16份。
她干过和专业沾点边的文案策划、活动策划和新媒体运营，也曾“脱下长衫”，做前台、当书店店员。她待过互联网大厂，也被招摇撞骗的老板忽悠进过创业团队。海量工作让她见识了“物种多样性”：画饼的面试官，摸鱼的店长，把开黄腔当有趣的男领导，以及她学不会的职场“宫斗”。
十一个月，是徐畅留在同一家公司的最长时间。风平浪静的话，大部分工作可以持续两到三个月。最短的一份，她只做了三天。
每次把辞职信甩给老板，她都觉得“太爽了”，平时厌烦的同事和办公室也变得“顺眼很多”。终于能从这个糟糕的环境逃走了，她想。
不过，一旦几个月没工作，虚无的感觉又涌上来，银行户头一点点变少的存款也催生着焦虑，于是她再度投简历，面试，带着痛苦面具上班，几个月后辞职。周而复始。
别人说她性格“冲”，这位万辞王承认。但自我怀疑也常常萦绕她：“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忍，就我一个人忍不了？”
带着困惑，她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讲述自己的经历，没想到聚集了一大批万辞王。这些年轻的“王者”起码换过四五份工作，像她一样做过十几份的也不少。有人工作才三年，已经打过好几起劳动仲裁。
凤凰网和五位万辞王聊了聊。他们都是95后，学历和所学专业各不相同，但对于工作抱持着类似态度。和父母辈不同，他们不将工作视为人生意义的重要寄托，不信奉“劳动最光荣”的社会伦理，也没有“融入集体”的焦虑。
对他们来说，自己的感受最大。身边人常常评价他们“不稳定”“玻璃心”“缺乏忍耐力”，但在他们看来，是自己不愿向“有毒”的当代职场文化低头，尽管如是坚持需要付出代价。
于是他们以万辞王自嘲，一面消解现实生活带来的失落，一面昂起头为自己打气——如果一份工作里，要付出的劳动和情绪价值超过了能赚到的钱，“那就换一个”，徐畅说道。
2024年7月，徐畅正努力为简历填上新的一笔。两周前，一个行政岗位的面试现场，面试官问她，你有哪些技能？
她自信满满：Word、Excel、PPT、PS，我都精通。
面试官也侃侃而谈：我们为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，优厚的年终奖和各种福利。
他们相视一笑。面试官和她握手：期待你的加入。
徐畅心里清楚，无论哪个办公软件，她都是“半吊子水平”。一定要说有什么擅长的，那就是搜索引擎用得不错——有什么不懂的，“万能”的网友都能解答。
她同样清楚，面试官在给她“画大饼”，但出于现实的压力，她只能接受，毕竟“活着更要紧”。
做过15份工作的她现在笃信，面试就是一场相互的“诈骗”。
她不担心“骗局”暴露，“有什么不会的，干着干着就会了”。
“从我换了N个工作的经验看，对于市面上百分之八十的工作，一个人只要智商没问题，干个半个月到一个月都能胜任，”徐畅说，“只要我能把工作做好，领导也不会计较我面试时有没有说真话。”
——毕竟，其他人的水平可能也差不多。刚工作时，她的学习劲头很足，遇到不懂的喜欢问领导，问资历深的同事。几次之后，她发现，“他们肚子里的东西也就那么多，也说不出个所以然”。
跳槽14次的郑雯对此也有着切身体会。她毕业于一所专科院校的动画设计专业，因为厌倦了一直从事的销售类岗位，决心转行计算机，零基础的她刷了两个月面试题，顺利入职一家互联网“小厂”。
刚进公司时，她战战兢兢，担心自己身为“小白”被嘲笑。不过她很快放下心来：公司里的其他同事，有的已经工作了十几年，有的名字前挂着高级职称，但技术水平还是“很水”——代码全靠搜索，搜索不到的靠“甩锅”。她恍然大悟，原来“大家都是混子”。
有人问她是怎么找到这么多工作的。她说，窍门就是自信，不要怕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。
“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”，在凤凰网和几位万辞王的对话中高频出现。根据新京报书评周刊的解读，这句去年开始流行的网络用语，意在描摹一种“表面上光鲜亮丽，实际上各种问题漏洞百出，到处都有混子、投机者，认真、踏实做事的人没几个”的状态。
像是看透了世间真相一般，年轻的万辞王们决定坦然做自己——和在职场中放低姿态的父母辈不同，职场氛围的和谐、领导同事的认可，那算什么？既然职场中的大多数人不过是“打肿脸充胖子”，为什么还要假模假样地委屈自己？
于是，权力地位那一套在万辞王这儿不管用了——他们不愿、也学不会违心地对领导毕恭毕敬，笑脸相迎。
徐畅几次和上司正面“对线”。一次是在书店打工时，因为看不惯店长“什么都不做，还有脸来要求别人”，她激情澎湃地列举了对方的“十宗罪”并发到工作群，冲突以店长的主动辞职告终。不过这份工作也很快画上句号，因为在父母眼里，“终究不是正经班”。
还有一次是对着一个她认为“在外做舔狗，对内有点权力就上头”的老板。她带着写到凌晨三点的策划案向他汇报，他一眼没看，轻飘飘地来了一句，换个主题重写。徐畅拒绝，径自走出公司，结束了这份三天前刚入职的工作。
二本毕业的陆帆自认对工作的要求不高，合法就行：朝九晚五，双休，收入四五千。但打开招聘软件，将地点定位到她的家乡，一座北方二线城市，几乎全是单休的工作，大小休的都很少。
更让她感到“炸裂”的是，当地很多公司不给员工缴五险一金。在她现在任职的一家外教机构，百来号员工里，没有一个上着社保，其中不乏干了两三年的人。
三年换过九份工作的陈晨有时觉得，怎么奇葩公司都让他赶上了。
他打过两次劳动仲裁。一次是他作为全职员工被转为外包，最后公司和他庭外和解。还有一次，他在无薪试岗一个月后被“恶意开除”，仲裁胜诉。
有一家公司在员工手册里明晃晃写着：上班期间听歌罚100块钱，闲聊罚300块钱，迟到一分钟扣50块钱，可累加，无上限。陈晨瞠目结舌：我是不是要倒贴钱上班？入职三天，他果断跑路。
梁菲也打过15份工，在一年半之内。
干过行政，当过前台和服务员，也卖过鸭脖、鲜花、珠宝黄金、健身卡、二手房甚至是陵园墓地后，她得出结论：资本家一律把打工人当牛马使用。
在花店兼职时，她每天从早十点干到晚十点，这份工作突破了她对小时最低工资的预期，“你猜挣多少？6块钱一小时”。做服务员更累，每天中午上班，半夜下班，日薪100块。上岗不到一周，老板以“卫生不过关”为由扣了她三百块钱，她冲老板比了个中指，“直接走人了”。现在，她只想找一份工资和工作量匹配的工作。
“三千的工资让人干出三万的成绩，换谁都会跑路，”梁菲撇撇嘴，“每天当牛做马又挨叼，工资五位数还能咬咬牙劝自己忍忍，月薪三千忍不了一点。”
当“牛马”也就罢了，但今年23岁、做过12份工作（包括全职和兼职）的陆帆，不理解为什么同为牛马，还要争着“无底线内卷”。
那份工作是石膏头像手绘师。陆帆很喜欢这个职业，因为够“纯粹”——不用卖东西，不用跟人聊天，只要专心画像就够了。
入职第一天的中午，她放下笔，邀请同事一起去吃饭。同事摆摆手拒绝，从包里掏出一个面包，说要抓紧时间工作。她后来得知，这里大部分员工中午都不休息，吃个十分钟的便餐就接着画。而这般工作强度，获得的回报相当微薄：画一件石膏像，2元。如果客户退货，员工按照产品售价被扣工资，一次至少30元。
“我的天老爷，我觉得他们都是奇葩。”陆帆感慨。于是每天中午，她一个人到外面觅食，再散个步，晃荡够午休的一个半小时，再不紧不慢地回去。
同事私下和她说，自己也不想中午加班，但“大家都这样”，“不好意思不加”。
“可那是属于我的休息时间，”陆帆耸耸肩，“我就是觉得我不能被压榨。”
陈晨的“觉醒”一刻发生在无尽的加班之后。
那是一家规章制度写着每晚六点下班的公司，但陈晨离开办公室的时间从没有早于晚上十点，凌晨也是常事。
每次深夜走出公司，他“还没有从社畜模式转换过来”，只觉得精神恍惚。直到下了地铁，走到小区门口，整个人像“泄了气的气球一样萎下来”，他几乎是飘着回到家，简单洗漱一下，一头栽到床上。
他试过和领导沟通。上司语重心长，“男孩子吃点苦怎么了，刚从学校出来就是要吃苦”。他懒得再争辩。
情绪在陈晨入职满月后的一个周末爆发。周六一整天，加班，周日白天，继续加班。到了周日傍晚，他把手头的工作收了个尾，去看早就买好票的演出。在剧院里，他的手机不停振动，是同事催他干活的电话和微信。他关了机。第二天，同事向老板告状，陈晨就坡下驴，递交了辞呈。
“我需要有自己的生活，享受一顿晚饭，和朋友聊聊天，看一场演出，不被打扰，”陈晨说，“我不想变成一个打工的机器。”
徐畅曾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实习。四年多过去，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——
八点半，胸前挂着工牌的员工鱼贯进入公司。泡好咖啡，戴上护颈椎的套子，往工位上一坐，直到下班。喝水的频率不会太高，因为厕所的坑位有限。
在那里，同事间要以“XX同学”称呼，程式化的笑容是每个人的面具。足够客气，但没有“人气”。
在那里，她学会了一套全新的语言体系：赋能，对齐，颗粒度，感知度，心智，赛道……如何区分痛点、痒点和爽点？中文系毕业的她对着字典研究了许久。
在那里，沟通要“留痕”，因此交流大多发生在线上。办公室里，人声不常有——相邻工位的同事可能一整天说不上一句话。更多是密集的“哒哒哒”打字声，以及频繁响起的“叮”，那是办公软件的提示音。
在那里，时间精确到分钟，万事都要预约，即使是和相隔十米的同事沟通一个简单的问题，也要在办公软件上问，五分钟后我们去会议室聊？
最恐怖的事无外乎绩效被打低分，她听说不少同事在绩效考核前会彻夜失眠。
“每个人都像是被一个职场的壳子套住了。”徐畅觉得压抑。三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后，她再没考虑过进入大厂。
从学校步入社会，徐畅逐渐发现，许多过去的行事法则不再适用。
比如对于高效率的追求。第一份工作时，老板叫她写一份项目书，她干劲满满，“肝”了个通宵，第二天早上就把打印好的文稿放到了老板办公桌上，心里还颇有些自得——在学校时，“快手”的她总是老师表扬、同学羡慕的对象。
期待的称赞没有出现。老板拿着项目书端详了一会儿，语气微妙，“写得真快啊......你今天也别闲着，把XX项目的策划做了”。她分明记得那是一个已经“流产”的项目。
走出老板办公室，她满腹疑惑，问同事什么情况，对方语气冷淡，“我在忙”。直到听到同事跟别人抱怨，“小徐怎么这么卷”，她才意识到自己“犯了傻”。
从那之后，她“学乖”了。DDL（截止日期）是哪天，她就哪天交。老板和同事对她重新展露笑颜。
但还有一些做法和规则，是徐畅至今无法理解和适应的——
比如，一整天都没有工作，临到下班点又被安排开会。比如，领导一句不满意，整个项目组就要通宵改方案。比如，员工下了班不能走，不是因为还有工作要做，只是因为领导还没走。还有那些“屎上雕花”的工作，“没实质意义，纯粹为了好看，为了做面子”。
有一次，她负责策划一份文案，老板反复叫她修改。这次说这句话应该放在前面，那句后面不能用逗号，下一次又说，还是应该把这句放后面，标点换回逗号比较好。
这样来回改了十几遍之后，她“火”了，直接冲老板说，我真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在这些细小的地方一直纠结，这句话放在前面和放在后面，意思有什么区别吗？她追问，既然你要改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怎么改？这样改的意义是什么？你真的觉得这样改会更好吗？
老板哑口无言。后来，她逐渐被边缘化，工作清闲，但没意思。很快她主动请辞，一如既往，“何必等到最后你把我开了，我自己先走算了”。
除了职场对打工者无差别的虐，身为女性，徐畅还在公司遭遇了性别不平等，甚至是言语暴力。
她曾在一家个护品牌工作。一次脑暴会上，徐畅和同事讨论公司产品在公共厕所的广告投放策略。隔壁部门一个男性小领导突然插话，不如在男厕所贴上AV的视频链接？在坐着二十多人的会议室里，他甚至学起了AV里的声音。在场的男性哄笑。
徐畅浑身狠狠一抖，转过身怒视拟音者：你有毛病吧，低不低俗？
对方全然不在乎，继续嘻嘻哈哈：对啊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低俗的人。
被徐畅骂过几次后，那个男领导不敢再在她面前开黄腔，但继续骚扰其他女同事。她们不敢声张，只能一脸苦恼地找到徐畅，请她帮忙，“去说说他，这个人真的是脑子有问题”。
同为打工人，徐畅和身边人的感触常常是相通的。领导是傻X，同事是傻X，公司在做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的项目，业务领导明明什么都不懂，还要求我们做这做那……她经常在他们口中听到类似吐槽。
但万辞王和普通人的最大区别是——“我为什么要忍？”
最直接的是下一次求职时面试官的“拷问”。每次因为“不稳定”被judge，陈晨都在心里大喊，“你以为我不想稳定吗，我比你更想我稳定”。
无奈之下，万辞王们被逼成了一个个“简历裁缝”，在每次面试前努力“缝缝补补”：只留下那些在职时间长、和岗位相关度高的工作经历，“反正短的不交社保，即使做背调也查不出什么”。
但大段的职业空白期同样会引起面试官的质疑。对此，他们也逐渐掌握了应对的话术：“没工作的时候，我在尝试做自媒体，也会接一些散活儿”——要诀是，别闲着。
“在中国的职场，跳槽过和gap过的人等于‘死刑犯’。”梁菲总结。
4年15份工作的经历，也让徐畅成了朋友圈的异类。很多人说，好羡慕你，你的心态真好。也有人问，你家是不是特别有钱？
之前，她会一板一眼地纠正：我家只是普通的工薪家庭，我毕业之后没再管家里要过钱。其实我也想过稳定的生活。一直跳槽，我也很焦虑。
但现在，徐畅已经“不会再争了”。她认为这只是个人选择，多说无用。
毕竟就算亲如父母，也总是因此质疑和否定她。如今，她和父母的沟通仅停留在最基本的生活方面，比如今晚回不回家吃饭，吃什么。他们默契地不提起和工作相关的任何话题，“一说就爆发”。有时在家休息了两三个月，徐畅在自己房间里躺着，父母走进来，欲言又止。压力瞬间冲到她的头顶。
“虽然我对外总是表现得很强势，但我也很敏感，一直很想得到我爸妈的支持，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。”她说道，语气里透着落寞。
面对职场冷眼和亲友的不理解，在和凤凰网的对话中，几乎每个年轻人都谈到了缠绕在他们内心的自我怀疑：“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忍，就我一个人忍不了？”
徐畅试过走上常规的生活轨道，做一个稳定的工作，领一份稳定的收入。在前几个月，她几乎成功了，她以为自己终于蜕变成为一个“情绪稳定”的人。
在那份工作还差一个月就做满一年的时候，她经常觉得手脚发麻，心跳飞快，上医院一查，才知道自己患上严重的焦虑症和抑郁症。医生面容严肃：你太压抑自己的情绪了，必须要改变。她点点头，一出医院就提了辞职。保工作还是保命，她当然选后者。
于是她又回到就业两三个月、休息两三个月的循环里，同时回到生活中的还有父母的不满和讽刺。“就像往我身上扎刀子，”她说，“他们最了解我，所以也最知道怎么让我痛苦。”比如那句她父亲常说的：你住家里都不用交房租，占了大便宜。
对于父母的冷言冷语，徐畅只能忍耐。她考虑过搬出去自己住，但被杭州的经济发展速度打消了念头。她算过一笔账：外面随便租个房就得三千起步，日常开销也要三四千——她平时喜欢逛个酒吧，健个身，现在还在学陶艺。之前她最高拿过月薪一万，“但现在行情不好，多半达不到”。
“我不想放弃现在这样轻松的生活，”她自嘲这是自己的“劣根性”，“如果出去住，我在工作上要吃的苦会多得多，我必须忍到死。”
如今，徐畅只把工作当成一种“赚钱的东西”：“对我来说，可能现在的状态就是最优解。”
其余几位万辞王也是一样，在忍和不忍之间反复横跳。他们都劝过自己“再忍一忍，再多待一段时间”。不过“忍”的意识一旦产生，长则三个月，短则半个月，他们就会发现自己“忍无可忍”。
每到最纠结的时刻，梁菲就会盘算自己的现状：没结婚，没孩子，无房贷，无车贷，父母和自己都身体健康。她想，我有什么必要忍，有什么必要吃这个苦？于是辞职的最后一丝心理压力被卸掉，毕竟，“好工作难找，但月薪三千的遍地都是”。
在一份份工作间辗转腾挪的四年来，徐畅能感觉到自己的变化。
比如她学会了委婉“甩锅”。之前被安排不属于她的工作，她会生硬地直说，这不是我的事情，我不做。现在，她会绕好几个弯，抛出托辞——
这项工作之前一直是其他同事负责，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，交给我做的话，我需要从头学习，对团队而言会浪费比较多的时间，拉低整体的效率。
这在大多数人眼中是日渐“高情商”的表现，但每次在聊天框打出这些话时，徐畅还是会“浑身难受”。
小时候看童话，她常常做“公主梦”；如今再看，她的目光开始为童话里边缘的“小角色”停留：收留白雪公主的七个小矮人是辛勤的矿工，《绿野仙踪》里的铁皮伐木人在劳作时被斧头砍断了四肢、劈开了身体，数不清的侍从和仆人环绕在公主王子身侧。
她不由感慨，同是天涯“打工人”。
从小看的各种文艺作品也教会她，人要善良，要诚实，要追求公平和正义，但进入社会，她在一次又一次的“犯傻”中意识到，这些“美好的品质”，也许反而是一个人成功最大的绊脚石。
夜深人静时，她感到幻灭。但她还不想妥协：
“反正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”
文中徐畅、郑雯、陆帆、陈晨、梁菲为化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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